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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文苑
     
 

“五百罗汉”演绎历史传奇
钟翔飞

 

远去的岁月,渐渐地暗淡了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也渐渐地模糊了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却永远带不走那一段段传奇的历史。在鞍钢,他们的名字就是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是历史。
初到鞍钢,走进通往正门的三孔桥桥洞,张益民和周宣城还记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头顶上横跨马路粗大的铁管子,却不知是什么东西。东北解放后,他们俩先后奉调鞍钢,分别出任化工部正副主任,成为搭档。就是这么两个“门外汉”,组织恢复了炼焦生产,炼出了鞍钢的、也是新中国的第一炉焦炭。
1948年底至1954年,中共中央和中共东北局从关内外各地共抽调了500多名领导干部,组织领导鞍钢的恢复与建设。
他们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他们都是担任过地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接触过钢铁行业,却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钢铁事业。
  1948年12月,鞍钢公司成立前夕,先期来接管鞍钢的柴树藩本已向上级交了差,却又被即将上任的公司经理李大璋硬拽了回来。在返回鞍钢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主要负责接待了新调来的干部,并临时分配他们的工作。
  “五百罗汉”中的第一批,就是在这一期间来到鞍钢的,不久即被任命为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这批地县级干部约40名,其中有中央财经委秘书主任黄一然,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秘书主任吴铎,东北军区军工部秘书主任温良贤,营口市代市长马成德,营口县委书记刘克刚,铁岭县委书记刘异云,金县副县长李建东,佳木斯电业局副局长张宾,辽南行署总支书记、驻本钢特派员包玉珍,东北铁路总局经理部副部长孟子厚……包玉珍和孟子厚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从他们的履历来看,这一时期调入鞍钢的干部,都是由中共东北局从机关和地方抽调的。安排到公司部主任一级的地委级干部,由中共东北局任命,如采矿部主任刘克刚、制铁部主任黄一然、化工部主任张益民、制钢部主任门晋如、轧钢部主任吴铎、动力部主任刘异云、制造部主任王金栋、运输部主任包玉珍等。来自辽东地区的干部比较多,一部分是辽南的,如公司秘书长赵君哲、采矿部党委书记范树林、干部处第一处长鲍成吉等;一部分是大连的,如制造一厂厂长李元龙、制造二厂厂长李建东等。
到1954年第三季度,成批向鞍钢选调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工作即告结束。后来的人们都把他们称为老革命、老干部,而在当年的革命队伍中,他们大都还属于年轻的一代,年龄也就在三十岁左右。
当时,鞍钢急需干部,首批调来的干部,分派给正待复工的工厂,也仅能分配去1至2名。上任的这些干部,到下面的单位去,大都是“单枪匹马”,至多带去夫人和警卫。或许只有炼铁厂略显特殊,厂长温良贤到任时带来了属下的两名科长,一个是张金城,一个是殷渊。这两个人在铁厂从股长做起,后来一个当了鞍钢副经理,一个当了鞍钢经理、鞍山市委书记。1949年到1951年年底,鞍钢的地县级领导干部增至106名。辽宁省委秘书长马宾、嫩江省建设厅厅长王文、营口市委书记闫志遵、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金铁群、旅大市远东电业公司副总经理王玉清(原陈云秘书)等地专级干部,调入鞍钢担任公司副职;台安县委书记林蔚森、盘山县长金铎等县处级干部转入鞍钢担任基层正职。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集结干部力量,对于行将转入大规模建设时期的鞍钢来说,是所需各种条件中的先决条件。1951年,鞍钢公司经理李大璋在北京做手术,出院后就解决干部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很快作出指示,李富春副总理和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随即将已经回到鞍钢的李大璋叫到北京,专门研究干部问题。当年12月13日,李富春亲笔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各地派遣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毛泽东于17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由中共中央从华东、华北、中南地区有组织有计划抽调的地委级、县处级干部,迅速集结,奔赴鞍山,由此也就形成了“五百罗汉”齐聚鞍钢的壮观景象。
这一时期,各地调入鞍钢的领导干部,级别要求得较高,而职务却安排得较低,地委级的干部一般都是安排到基层主要厂矿及机关重要处室任职,如安徽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林云侠调任烧结总厂厂长,福建晋江地委书记高一清调任炼铁厂党委书记,山东泰安地委书记刘舜卿调任基建炼钢公司党委书记,江苏淮阴地委第一副书记李坚调任基建附属企业公司党委书记,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部长乔石调任基建处副处长。干部“降格”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将鞍钢“升格”。出现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似乎缘于当时鞍钢的所在地鞍山是新中国的12个中央直辖市之一,相当于拥有省一级地位的城市,其实,真正的缘由是出于党中央深谋远虑的一个战略构想。正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鞍钢成为了党中央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即培养工业建设领导骨干力量的主要基地。
1952年3月上旬,陈云第3次视察鞍钢,提出“对生产人员考虑过要‘割韭菜’,要割三刀,今年是第一刀”。并向鞍山和鞍钢的主要领导提出要求:“你们思想上要有准备,早点比迟点好,早割早提拔……”他的一番讲话,道出了党中央的初衷。
“五百罗汉”都经过战争历练,有见识,会打仗,但多数不懂工业,组织大工业建设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从战争中学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鞍钢运用得尽善尽美。进入工厂后,他们很快与工人群众和技术专家建立起了血与肉的联系,形成了鱼与水的关系,从中也学到了知识,学到了技术,学到了经验,由外行变成了内行。为了能够在工业领域中尽快地成熟起来,他们不计得失、不讲价钱。炼铁厂厂长温良贤主动将厂长的职权委托给留苏归来的蔡博,而抽出更多的时间到本溪、太原、石景山等铁厂学习。1952年11月,已经担任公司总经理的马宾主动向中央请辞,申请前往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学习,学习归来后又主动要求做总工程师。
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领导骨干力量就是这样迅速成长起来并很快走向了全国。
鞍钢副经理李超、张益民、马宾、王玉清及厂处长马成德、黎明先后出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鞍钢副经理闫志遵、赵北克、温良贤、王文、刘克刚、李超、陶惕成先后奔赴各地,担任筹建大型钢铁厂的主要领导;鞍钢代经理华明、副经理王勋及王金栋、张宾、乔石、范杰良、李文等先后出任各大冶金科研设计院所的主要领导;冶金工业部司局和各个省市、自治区冶金厅局,几乎都有从鞍钢抽调的技术与管理骨干。
中共中央十二届、十三届政治局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954年8月从华东调到鞍钢,曾经任鞍钢基建处副处长,基建技术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后调往酒钢担任酒钢设计院院长兼钢铁研究院院长。鞍钢副经理赵北克曾任酒钢经理,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鞍钢基建系统秘书长顾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鞍钢基建炼钢工程公司经理计明达曾任国家司法部副部长;鞍钢化工部副主任周宣城曾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鞍钢动力部主任刘异云曾任辽宁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这里要特别提到富有传奇色彩的鞍钢制铁部主任黄一然。他于1927年参加革命,并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其间于1936年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抗战期间,在沪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41年春奔赴延安,重新恢复了党的关系。上世纪50年代前期,他从鞍钢调任长春一汽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五百罗汉”中留下来的不多,其中有林诚、谷正荣、林云侠、林蔚森、李建东……请原谅,还有未能一一点到名字的那些老干部,他们将终身交付给了鞍钢。

 

 
     
  文章录入:小亮    责任编辑: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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