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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中的青春

胡春玲

1968105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同全市4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了鞍山市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誓师大会。会后,我校(鞍山二中)的同学分别乘坐大卡车向海城的腾鳌、牛庄、响堂和西四4个公社进军,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新身份——“知青”。

我们班二年二班61名同学,其中有3名未下乡、有一名回族同学被集中分到二大队的回族青年点。一名同学被学校指派到最艰苦的西四公社作公社知青总带队。其余的56名同学被分配到腾鳌公社的镇内一大队(现在的永安村)和相距10里之遥的马架子大队。我作为腾鳌公社知青总带队,被学校分到离公社较近的一大队。

当我们到村子里时,那里的贫下中农早已舞动彩旗、敲锣打鼓地欢迎着我们。我们被送到青年点,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青年点不足70平米的房子被间隔成灶房、仓库和6个房间。对门是3个男生宿舍,男女生宿舍中间只隔一步远。这便是我们26名知青(其中有4名知青是随哥哥、姐姐来我点插队的低一年级的同学)的家。

每个宿舍住45人,行李都得紧挨着,人都站在屋地,就转不开身。我们所带去的的箱子都被架到了墙上,“占天不占地”。并排三个屋的炕都是通着的,炕不用自己烧。每天做饭顺便就把炕烧热了。炕头最热、炕梢最凉,我是青年点的点长,我把行李放到女生宿舍最后一间的炕梢上。

腾鳌一大队共有4个小队,2个小队工分分值高、2个小队分值低。我向大队负责知青工作的杨朝德同志介绍情况,尽量把家境困难的同学分到分值高的小队,我主动要求到了分值低的三小队。

信念的支撑

我们下乡的第二天——106日是中秋节,正值割稻子的季节,我们和社员到地里割稻子,大队发给每人一把镰刀。第一次割稻子,手忙脚乱,尽管社员教我们如何割,但还是掌握不了要领,割几下就被社员远远地抛在后面。社员的垅割完了不闲着,返身又从垅那头帮我们接垅割起来。休息时,热心的社员教我们如何割的快而不乱、稻捆打得结实而不散。我们细心听着、实践着。掌握了要领,割起稻子来就不那么忙乱了。在回青年点的路上,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在了后面。看着手掌磨起的水泡,异常尖锐的稻芒刺破手指流出的血,一些女知青偷偷抹起了眼泪。

在一大队的耕地面积中有三分之一是稻田、三分之一是大田、三分之一是菜田,可以说,我在农村的2年中,稻田、大田、菜田地里的活都干过。

初冬开始打稻子,在打谷场上,打稻机飞转,社员们随着机器转动的节奏小跑着,把一捆捆稻子放到机器上,用胳膊压着稻捆,边打边解稻绕,把稻草上的稻粒打得干干净净。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机器,学着社员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压着稻捆,一遍打不净,打两遍,直到打净为止。就这样一捆捆、一遍遍的打,打到最后也就熟练了。

冬天,生产队里也能搞些副业,用稻草打些草帘子,缝成草袋子。坐在打袋机面前,双脚要像踩脚踏风琴那样,不停地交换地踩着下面的两块板,双手又要均匀地一根根的在机器两边绪着被水浸泡过的稻草。每天通宵夜战,叫“歇人不歇机器”。一个班下来,我们的双手被稻草磨破皮,渗出了血,再用水一浸,痛得钻心。

转眼春天来了,4月稻田里的水还带着冰碴,我们就要下地插秧,社员家里有稻田靴备着,我们没有。光着脚下水后,脚先是抽筋,不久就麻木了,随着稻秧的生长,还要给稻田地锄草。长出水面的草我们可以辨别出来拨掉,没长出水面的小草,我们就要弯着腰用双手去挠稻田地,这叫挠草。

有一次在挠草中,感觉腿非常痒,抬起腿来一看,是条足有手指长的大水蛭叮咬在上面,我没见过这种东西,吓得赶紧用手往外拽,哪知道越拽水蛭越往里钻,一旁的社员说:“打几下就下来了”,果然随手拍几下,水蛭就掉了,但被叮咬的腿上流了一滩血。

到了夏季,我们扛起锄头去铲地,由开始的苗草不分,到最后的铲地如坐轿那样自如,是靠我们的双手磨出老茧练出来的。

大田里种的高粱起虫子了,我们还要喷洒农药灭虫,这是一种有毒农药,在抹药前,社员告诉我们头要用头巾包起来,要多戴几层口罩,口罩里抹上香皂,用香皂来冲淡农药刺鼻的味道。要戴上手套,长衣袖和长裤腿用绳子扎紧,我们都照着做了。抹药时,社员顶着风往前跑着抹,我们一棵棵高粱杆的抹,落在后面。尽管做了相应的准备,等出了高粱地后,我们还是胸口发闷,头昏目眩。当我把手套摘下来时,只见右手肿的像个小馒头。收工后,我赶紧去了公社卫生院。原来,我的右手被蚊子叮咬过,这回再加上碰到这剧毒农药,渗到皮肤里,手就肿起来了。医生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理,几天后,才逐渐消肿。

秋天菜田里种的大白菜丰收了。我们和社员们顶着露水清晨45点钟就得出工砍白菜。我一手抱着白菜,一手挥起菜刀,刀起菜根落,再削削白菜的老叶子,就整齐的装在大卡车上,运往市内。我们穿着被露水打湿的衣裤回到青年点,吃过早饭,还得出工。

在一大队,我担任民兵连的副连长,有很多紧急任务都要把民兵组织起来去完成。腾鳌飞机场的扫雪任务,就落在我们民兵的肩上。只要下雪,无论什么时间,就要以雪为令去扫雪。

有一次傍晚时分,天下起大雪,半夜雪才停。我们马上紧急集合,赶着马车,拿着扫雪工具踏着厚厚的积雪,直奔飞机场去扫雪。扫完后,天已经发亮,这时我们都成了“冰人”。头发、眉毛、胡子都上了霜,汗水把我们的棉袄打湿了,冷风吹来,从心里往外的凉。

冬天农闲时我们可以搓搓苞米、选豆种、削土豆栽子。在时也会在蔬菜亮窑(相当于今天的蔬菜大棚子)里饲弄精细的蔬菜。有一次我跟着几名女社员割韭菜,第一次拿韭菜镰子,不知道如何下手。只见社员麻利地割下韭菜,在玻璃碴子上轻轻一墩,就整齐地绑好了,而我割下的韭菜,怎么也墩不齐,绑不紧,鲜嫩的韭菜在我手里被揉得打蔫了。妇女队长赶紧过来手把手地教我,等捆上几捆后,就逐渐熟练了。收工时,我把摘下来不要准备扔的韭菜叶和断韭菜收拾一下拿回青年点,摘洗干净放到咸菜缸里,吃饭时男生拿着手电筒照着,抢着捞这咸韭菜就饭吃,那叫个香,那种鲜香的滋味,至今还令人回味。

我们的青年点比起马架子大队的青年点条件要好,由于有稻田和菜地,能够吃上大米饭和清水炖的土豆大白菜,每人一碗菜和一碗饭,定量吃。

大队的贫下中农对我们很关心,特意派一名社员为我们做饭,这位大爷姓王,晚上住在青年点,人干净利落,每天按时按点为我们做饭。但青年点的饮用水和洗漱水需要我们自己挑。厨房门口放着两口大缸,我把男女生排了班,轮流值日负责挑满两缸水。挑满一桶水40公斤,第一次挑水,对于我们1617岁的女孩子来说是挑不动的。我先挑少半桶,再慢慢地加到半桶,最后挑整桶。肩膀磨出了水泡,破了皮,流了水,最后到磨出了厚皮,由挑半桶水的摇摇晃晃到最后能挑起整桶水来的大步快走。我们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但我们咬着牙硬是挺下来,坚持住了。

在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成长

作为点长,在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同时,也要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配合大队管好青年点。

我们利用阴天下雨不能出工的时间组织知青在一起学习,念念报纸、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轮流发言,畅谈学习体会。不断清理思想,坚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邀请贫下中农为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讲乡村发展史、吃忆苦饭、唱唱歌来活跃知青生活。

知青们也有产生矛盾的时候,需要去沟通与调解。有一次,点里的男知青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为我们做饭的王大爷气走了,我非常着急,不能让知青们饿着肚子去出工。于是我清晨3点来钟就起来了,先把高粱米用水淘净泡好,放到大铁锅里,我回忆着王大爷为我们做饭的情景,在昏暗的灯光下,先把鼓风机电源找到插上,鼓风机轰隆隆地转起来,叫人心跳。开锅后,拨了电源,用余火继续焖着饭,同时又炖了一大锅白菜。待同学们起床后,吃到了我平生第一次做的饭菜。这锅饭尽管有些硬,锅底还有很厚的糊锅巴,但还是被大家吃个精光。看到大家吃饱了饭去上工,我心里踏实多了。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事后我找到大队商量如何劝回王大爷,又与那两名同学进行沟通,给王大爷道了歉,王大爷很快又回来了。

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5周年时,我们组织起来回到原来插队的青年点,请来已经80多岁的王大爷和我们一起聚餐,并为他捐助了近千元钱,感谢他在我们当知青时对我们的照料,使他老人家很受感动。

年底快到了,我们和社员一样,就是最盼望秋收和年终分配了。秋天粮食收割上来,队里会计就更忙了。要估产,对各项指标统计,核算工分,定分值,春节前进行分红。知青只要经常出工不缺勤,小队会计都给记工分,年终都能得到相应的报酬。

年底结算时,我所在的三小队韩会计提醒我说:“别人出去开会、学习都给算工分,你出去开会、学习也算工分 ,你和大队说一声,把你的工分核算过来”。我说:“我没在队里干活不能算工分”。于是1968年底分红时,我只得了19元钱,最少。我把凭生第一次挣的钱交给了母亲。

作为点长,我十分注重严格要求自己,虽然很想家,但为了做好工作,很少回家探亲。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回家,青年点里的一名同学回家,我请他顺便到我家看看,结果带回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爷爷病故了,父母怕我分心影响我,便没告诉我。我听到这一消息,想起我小的时候爷爷最疼爱我,给我讲故事,教我学珠算,与我下象棋和认繁体字,为我们全家人做饭,照料我们。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哗哗流下来,由开始的哽咽到后来的放声痛哭,与此同时也把我心里的委屈、烦恼等都宣泄出来。

196942日,盘锦油田开始批量招工,当时给腾鳌女知青一个名额,经公社研究决定让我去。当时负责公社知青工作的王宝恒同志找到我说,镇内四大队的女知青汪川云的家比较困难(只有母亲领着她),她又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这次你就别去了,让给她吧。我当时毫不犹豫的说:“行”!就这样把名额让给了她。

这一年的秋天父亲从盘锦“五七”干校回来了,作为“五七大军”的一员被下放到农村了。腾鳌公社的张书记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后,主动对我说,让你父母到这腾鳌来吧。互相也有个照应。因为腾鳌在海城是比较好的公社。交通方便,离市内近,生活条件也比较宽裕。我回家把张书记的意思转达了,倔强的父亲说:“不去,我跟你去算怎么回事”!就这样,这位曾经“吃过糠、扛过枪、渡过江、受过伤”的老干部带着全家被下放到海城的新台子公社。从此,我们家就被分成了三处,姐姐已经上班留在了鞍山,我下乡到海城腾鳌公社,8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体质瘦弱的妈妈和正在上学年幼的妹妹随同腿带枪伤的父亲到农村安了家。4年后,1973年我们家才又从农村搬回鞍山。

1970121日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在党组织的培养下,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19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腾鳌公社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党员。这时我已被结合成为公社革委会委员、妇代会的常委。随即公社派出“三宣队”(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进驻腾鳌公社周正大队进行蹲点。白天和社员一起干活,晚上开会进行路线教育。我们住在社员家轮流吃“派饭”,每顿饭交给社员4两粮票,3角钱。

第一顿饭是在中午,我被派到当年的土改干部、老妇女主任刘大娘家,只见她端出的热腾腾、金灿灿的“牛舌头”玉米面大饼子真诱人。我不好意思伸手去拿,这时公社的副书记张忠逸介绍说,这是我们公社的知青小胡,第一次吃“百家饭”。然后鼓励我说不要有顾虑,要吃饱。刘大娘也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们,我真是初生牛犊不知深浅,一连吃了五个大饼子,那种香喷喷、甜滋滋的滋味是我后来再也没有品尝到的美味。

一天早晨,我被派到另一户王姓社员家,来到社员家时社员已经出工,家里空无一人。环顾四周我发现这户人家特别穷,连炕席都打着补丁,但是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玉米面饼子和白菜汤。我知道在农村只有干重活时才吃玉米面饼子,早晨一般不吃这种“金贵”东西。社员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招待我,我感到特别温暖。我的眼睛湿润了,只吃了一点点,把足够这顿饭的钱和粮票放到了桌子上,默默地离开了。

令人回味的知青岁月

197011月,鞍山市第一批知青招工回城的工作开始了,由于当时战备工作很紧张,鞍山市人民防空指挥部特意到海城摸底、走访,准备招无线电标图员。在腾鳌公社我和陈援军(中小大队的女知青,也是“五七大军”子女)被抽调到人民防空指挥部。

记得抽调我回城的那天是在晚上,我正在周正大队开会,这时公社干部张守国同志告诉我到大队部去一趟。只见大队部办公室坐着两位和蔼可亲的老同志,后来才知道一位曾是为鞍山的解放和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武殿文同志,另一位是司机王师傅。他们上下打量着我说,准备抽调我到鞍山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做无线电标图员,这是一项神秘而又神圣的工作,保密性极强。让我马上收拾行李,跟车回去。我没来得及向知青和乡亲们道别就跟车回到了鞍山。

上班不久,我跟妈妈说,想回周正大队看望我的房东刘大叔一家。妈妈说去时别空手,我买了点心和水果。我问妈妈,人家要留我吃饭怎么办?妈妈说别麻烦他们,就别吃饭了。到了刘大叔家里,正赶上他家杀年猪,摆了两桌。大叔、大婶拽着我硬留我吃饭。我想起了妈妈的话,说什么也没吃,冲出了房门,上了路。走了很远,还看见他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频频向我招手。每当想起此事,大叔、大婶那种失望的表情和失落的眼神就在我脑海中浮现,令我不安。

我作为无线电标图班的班长、团支部书记,每天要在人民防空指挥部的第一线进行战备值班,监测各种情报。值夜班困了也不能眨一下眼睛,要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听着电台传来的滴答、滴滴答的发报声,并准确的标出来。时间长了,耳边听到的任何声音如汽车的鸣笛声、公鸡的打鸣声、自来水的水滴声都是滴答、滴滴答的信号。枯燥的工作、潮湿的山洞和消耗精血的夜间值班,每到这时我都会想起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起所经受的艰辛与磨练,就觉得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那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融化在我的生命与工作中,既便现在退休了,这种精神仍在。

如今,我们下乡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回想起知青的生活,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有时我想无论如何知青这段生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从一定的角度看,这段经历也是我人生中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知青岁月令人回味、永生难忘!

(作者系原鞍山市委党校副局级干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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