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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这碗酒”

姗悦

央视播出的电视剧《知青》,令许多观众感慨万千。

  在鞍山,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共六届学生4万多人下乡,这也是鞍山上山下乡的一个高潮,至1976年,鞍山上山下乡才接近尾声。

  上山下乡,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一个自豪的故事……

理想与现实

  镜头拉回到1968年10月5日。

  鞍山市中心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鞍山市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正在这里举行。即将下乡的学生们人人胸戴大红花,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诵:“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会后,4万多名中学生乘坐汽车,分三路向海城、营口、盖县(今盖州)的农村进军,从此,他们有了一个新身份——“知青”。

  当汽车行驶到虹桥时,18岁的邹玉文看见同班女生“二胖”的妈妈正站在桥头,冲着“二胖”大声喊着什么,“二胖”哭了,邹玉文和其他女生也都跟着哭了。没有人知道,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会是怎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带着火热的理想。

  火热理想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正在实验学校的李旭一听可以上山下乡,连夜写了一份请战书贴到团市委门前,坚决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内蒙的昭乌达盟。按照政策,她最终去了海城大屯公社东房身大队。一中学生选择了接文、析木、岔沟等8个海城极为艰苦的公社,好一点的地方,他们让给了初中生。2中学生去海城的腾鳌、响堂、牛庄、西四,4个地方中西四最苦,带队的巴福荣就选择了西四公社的青台子大队,她的同学杨萍则选择了西四公社的剪子口大队。

   西四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在剪子口大队,杨萍了解到,这里穷,一天的工分只值8分钱,不及其他大队的1/3。

一切,刚刚开始。  

“猪跷脚”就着咸盐水

  当时的城市生活并不富裕,粮食限量,副食凭票供应。到达农村后,大家才发现,农村的条件更艰苦

  田海兰所在的什司县公社石柱沟大队,知青们只能吃到一种叫“猪跷脚”的高粱,这种高粱本来叫“晋杂5号”,只因整株高粱矮,猪跷着脚都能吃到,才得名“猪跷脚”。这种高粱壳厚重、子粒小,只能磨成面吃,味道很涩。到了冬天,既无青菜也无咸菜,佐食的就是一盆咸盐水。

  因为没有井,巴福荣只好喝河沟里的水,有时鸭子在上游游水,巴福荣他们就在下游喝水,水又咸又苦。

  在东房身大队,冬天,为了取暖,李旭仿效其他知青,把一块砖头放在一楼的炉子上烧热,再用小棉垫包好放进被窝里。

  4月,稻田里的水还带着冰碴,大家就要下地插秧。所有的女知青都光着脚下水,脚先是抽筋,不久就没了知觉。晚上收工,没有柴禾,烧不了热水,巴福荣就带头用冷水洗脚。秋天割稻子,稻粒顶部带尖,锐利异常,几镰刀下去,稻尖就把手套划破了,手开始出血……冬闲时,知青们还要削土豆栽子,搓苞米,选豆种,编草帘子。各种农活中,铲地最轻松。

  由于不熟悉农活,知青们闹出不少笑话。一次,胡春玲在稻田里插秧,一条一指长的水蛭叮咬在她的大腿上,胡春玲没见过这东西,吓得赶紧往外拽,哪知,越拽水蛭越往腿里钻,一旁的社员说:“打几下就下来了”。胡春玲学过打乒乓球,她像打乒乓球一样左右开弓,水蛭没下来,社员们都笑了,大家说不用那么使劲。果然,随手抽打几下,水蛭就掉了……

  

信念的支撑

  胡春玲说:“当时我们都觉得,贫下中农能干,我们也能干。”她把这概括为“信念的支撑”。

  孙莉就是一例。她得过肺结核,本来不在下乡之列,她却强烈要求去。1968年11月,她终于来到腾鳌马架子大队。青年点的饮用水集中在一口大缸里,挑一整桶水,40公斤,刚好是她的体重。大家不让孙莉挑水,一心想锻炼“革命意志”的孙莉不同意,她先挑少半桶,再慢慢加到半桶,最后挑整桶。肩膀磨出了水泡,她就用针挑开。面对现在年轻人的疑问,孙莉叹一口气:“今天的孩子,不理解我们那时的理想。”

  胡春玲也承认,那时的他们“非常单纯”。胡春玲是点长,有权决定哪个学生到哪个小队。她所在的永安大队有4个小队,2个小队工分高,2个小队工分低。胡春玲特意把家境困难的同学分到工分高的小队。胡春玲自己主动到了工分低的3小队,还主动睡在炕尾。由于经常开会农活干得少,胡春玲的工分很低。大队会计提醒她:“别人开会都算工分,你和队长说一声。”胡春玲诚实地说:“我没干活,不能算工分。”于是,1969年春节核计工分时,胡春玲只得了19元钱,最少。

    大屯公社东房身大队青年点门前有一条水沟,傍晚收工后,一边在水沟里洗脸,一边看着天边的红霞、远处的小山,李旭觉得,生活还是多姿多彩的。同青年点的王为钢爱唱歌吹口琴,尽管都是革命歌曲,过于单一,可革命歌曲催人向上啊!巴福荣喜欢到水泡子里捞小鱼,西四是稻田地,水泡子多,小鱼自然也多。在空罐头瓶里放一块纱布,再把罐头瓶放进水泡子里,不一会儿,纱布上就会兜满小鱼。把小鱼放在锅里,加水,再多放点大酱,巴福荣形容:“那真是一种我后来再也没吃过的美味。”

“三新被”为啥塞旧棉花

  与农民的深入接触,使知青们深刻体会到广大农民的情怀。

  田海兰所在的石柱沟大队民风淳朴,知青们没有大酱了,只要爬上沟顶,扯着嗓子喊几声:“没酱了”,不一会儿,就有社员派孩子送来大酱,而且,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盆。

  青台子大队,一垄地,2里路,巴福荣这边还埋头铲地呢,那边社员们早已到地头了。社员们不闲着,转到巴福荣的这条垄上,迎着巴福荣,从地的另一头干起,这叫“接垄”。几乎每一名知青都经历过“接垄”。每天收工后,巴福荣要去公社开会。回来时,天已很晚。生产队长赵大爷就对她说:“你一个女孩子,总走夜路不安全,以后开会不用去了。”再开会时,如果有人问起巴福荣,赵大爷就编出各种理由应对。

  1970年初,胡春玲入党,随即被调到公社。一天早晨,胡春玲被派饭到一户社员家。来到社员家,社员已经出工,家里空无一人。环顾四周,胡春玲发现,这户人家特别穷,连炕席都打着补丁。但是,桌子上整齐地摆着玉米饼子和白菜汤,胡春玲知道,在农村,只有干重活时才吃玉米饼子,早晨一般不吃这种“金贵”的东西。社员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她,让她感到特别温暖。不久,因工作需要,胡春玲又在刘姓社员家住了四个月,刘家把最好的屋子腾给胡春玲住,女主人还再三教导4个年幼的孩子:“你姐姐(指胡春玲)写材料呢,她的屋你们不能进去。”院里有一棵石榴树,唯一的一个果子已经熟了,女主人一直不让孩子们摘,直等到某日胡春玲早早归来,才采下石榴,一人一瓣,大家分着吃了……

  知青的行李都是从家中自带的。1972年,孙莉的棉被不知怎么烧着了,没有盖的。社员就捐钱买来棉布、棉花为孙莉做新被。被是大红的,新被面、新被里、新棉花,称为“三新被”。孙莉看到,社员们在新棉花里掺入一小块旧棉花,孙莉不解,社员也拒绝解释。多年后,孙莉才了解到当地的风俗,只有新婚的人和去世的人才用“三新被”。这让孙莉感动不已。

相互的给予

  巴福荣所在的村子没有磨米机,每次收完稻子,社员们都要到公社打稻子,非常不方便。巴福荣买来零件和一台废发动机,请人组装出一台既能磨米又能磨面的机器,社员们很高兴,再见到巴福荣时,称她“大妹子”,而不是先前的“小巴”。因为能写会画,邓小军被验军公社安排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每天,他领着孩子们踢足球、拉风琴,还做了一个能在空中飞行的航模。放学后,孩子们围着他不肯回家。邓小军的同学姜树声还当上了民兵。在农村,知青们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大队会计、公社广播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970年,邹玉文当上了甜水井子大队的仓库保管员,一年后又做了大队现金会计。1974年,她升任为大队主管会计,进了大队领导班子,大队8本账全在她手里。1975年2月4日,海城大地震,天摇地动之际,邹玉文的腿被砸伤,生死关头,是社员“二孩子”和小飞救了她一命。受伤的邹玉文急着回家,当时客运中断,恰好村里来了一台鞍山货车,社员们跟司机一说急忙把邹玉文抬上车,忙乱中,不知是谁在邹玉文的身下垫了一条毯子……同年10月,邹玉文得了腹膜炎,病得要死。生产队队长特意到医院看望她,送来50元钱、4瓶罐头、一包花生,临走时,还抹着眼泪。不久,4名女社员乘早晨4点多钟的火车来鞍看望邹玉文,4人第一次进城,每人拎着2瓶罐头……这些,都是邹玉文痊愈后家人告诉她的,邹玉文认为:“农民,最懂得报恩。”

  这年年底,邹玉文被抽调回城。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是甜井子大队的景象,全队47户人家,村头第一家是老吴家,第二家也姓吴,第三家是老赵家……这样的情景在邹玉文的脑海中盘旋了许多时日,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知青“这碗酒”

  1970年,盘锦油田在腾鳌招工,不久,鞍山市公安局、鞍山市人防办也开始招工。一些知青相继离开,不少男知青参军入伍……留下来的人,更需要忍耐和坚持。比如邹玉文,她始终在农村坚守,等到回城时才发现,自己在农村一晃呆了8年。她也是甜水井子大队最后一名离去的1968届知青。

  回城后,许多知青的日子并不轻松,大家为生继续忙碌着,但是,知青们的心态从容了许多。王为钢意味深长地说:“《红灯记》里有一句台词: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无疑,“这碗酒”就是知青经历。

  1970年,巴福荣被公社推荐去医大读书,毕业后当了一名大夫。每次做手术前都要用酒精泡手消毒,三九天,整个手臂浸在刺骨的酒精中,每到这时,巴福荣就会想起下乡时带着冰碴插秧的情形,她觉得,世上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1972年,杨萍在鞍钢计量厂上班,每天,她下了公共汽车后还要沿着铁路走1小时,才能到达位于灵山的泵房。别人觉得枯燥难耐,她却说:“和知青比起来,这点算啥?”1975年,姜树声到内蒙古当兵,零下40多度的晚上站岗,没下过乡的人20分钟就撑不住了,下过乡的人都能站完每一班岗——40分钟。

  不过,曾为民依然觉得:“鞍山知青还是很幸运的,离家近,回城早”。1977年,曾为民考入辽宁大学,同学中不乏西丰、铁岭的知青,一问才知道,这些人由于路途遥远,六七年没能回家。

  即便今天,许多人的身上,还有着知青经历的各色印记。

  孙莉特别珍惜粮食,她经常要求已经成年的孩子们“把桌子上的饭粒捡起来”,她对农民感情至深。一讲知青的往事,张际华就会联系许多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有人提醒他“别跑题了”,他的妻子田海兰立即客气地解释说:“他就这样,总有忧患意识。”知青铁延吉告诉记者:“为祖国分担磨难,就是知青的贡献;投身改革新时代,就是我们的成功。”

  每一个知青,都是一个故事,欢笑的,伤的,彷徨的,奋争的……人生的各种颜色交融着沉积在那段特殊的历史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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